【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中國哲學”一般指“哲學”一級學科下的一個二級學科——“中國哲學史”。然而，僅僅從知識系統(tǒng)或學科分類的視點去看待“中國哲學”，又是不完備的。“中國哲學”至少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作為意義世界的“中國哲學”，即其中蘊含的終極意義、人生價值理念與境界，特別是其中蘊含的“天人之際”“性命之源”等中華文化的根源性思考，總體的或分別的“道”與“理”，還有中華民族的五常、八德等核心價值；第二個層面才是作為學科建制的或知識與學術層面的“中國哲學”，即可以斷代或分門別類或個案地做學術性研究，并與外國哲學形成比較性研究的知識內容，亦相當于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視為學術研究對象的“中國哲學”。

 

　　范式轉換

 

　　改革開放使中國哲學獲得了新生。在此之前，中國哲學一度成為批判的對象，既不能成為國民的精神價值，又沒有獲得學科的自主性與獨立性。改革開放以來，經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中國哲學有了被客觀公允對待的契機，新研究范式的引入使得思想詮釋更貼合經典。改革開放40年既是中國社會大發(fā)展的時期，又是中國哲學界取得令人矚目成就的重要階段。

 

　　40年來，人們逐漸揚棄了“思想文化決定論”與視自家文化如糞土、把傳統(tǒng)與現代截然對立起來的看法，更加重視對傳統(tǒng)哲學資源的客觀理解與評價，以同情理解的態(tài)度發(fā)掘、闡發(fā)、調動中華人文精神的內在價值，使之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發(fā)揮健康、積極的作用。學者們力圖通過挖掘傳統(tǒng)哲學的當代價值，以多元開放的心態(tài)，對傳統(tǒng)哲學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40年來，人們對于中國傳統(tǒng)哲學自身特性及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研究，有了長足進步，這體現在研究范式的轉化?？恳腊⒁浦?、臨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某家某派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哲學史料任意地梳妝打扮、削足適履的狀況已屬過去，學者們力圖發(fā)掘中國哲學之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特性與價值。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帶來了西方的新理論與方法，學者們通過了解世界哲學發(fā)展現狀和話語體系，進行批判借鑒，避免自說自話。例如，現象學、解釋學等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域，有關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方興未艾。范式轉化還體現在問題意識的凸顯、研究方法論的革新。學者們努力彰明中國哲學自身的哲學問題、精神、方法、范疇、特點、風格與傳統(tǒng)，深度建構、闡發(fā)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哲學思維發(fā)展史，體現中國人的哲學智慧、超越境界、修養(yǎng)功夫論、言說論辯方式的特色，及其與歐洲、印度等哲學智慧的同異及世界上幾大哲學傳統(tǒng)的碰撞與交融。

 

　　中國傳統(tǒng)哲學有著天、地、人、物、我之間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tài)圓融的觀念與智慧。與這種觀念相聯(lián)系的是寬容、平和的心態(tài)，以及有彈性的、動態(tài)統(tǒng)一的、兩端互濟式的中庸方法論。中國哲學中亦有一種自然生機主義的意識，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與藝術天地相整合，把充實的生命與空靈的意境相結合。

 

　　成就斐然

 

　　40年來，中國哲學各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其中，傳統(tǒng)哲學與現代的關系，經與經學，諸子百家，佛教與道教，宋明理學，現當代新儒學，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哲學與人生哲學等，已成為熱門或顯學。以下，我們略為介紹儒家哲學、經學、道家道教與佛教、生態(tài)倫理、少數民族哲學、哲學系統(tǒng)的新建構等的發(fā)展現狀。

 

　　關于先秦儒學，孟子與荀子哲學相繼成為熱點，這是因為孟子有道德形上學、心性論和政治理論的原初形態(tài)，而荀子的禮學、知性精神、現實主義對于我們今天的儒學發(fā)展有著不同于孟子學的獨特意義。關于宋明理學的研究，除了少數以新視角、新問題切入外，那種在主要人物上扎堆研究的現象已完全改變，學者們大都轉入理學大家的門人弟子與后學群體研究或學派研究，理學的地域性研究、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社會學的偏向非常明顯。這也說明那種老舊的研究范式所開辟的理論空間越來越小，需要我們引進新的詮釋框架或研究范式，而能否對歷史上的大哲學家進行新的詮釋，則是重要的考驗。

 

　　關于儒家倫理，近幾年比較熱門的話題：一是以德性倫理學來詮釋；二是圍繞“親親相隱”問題而展開的討論。以德性倫理學詮釋儒家的思潮與西方德性倫理學的復興有很大關聯(lián)，其背后所關注的其實是人的道德品質與實踐問題。學者們在德性倫理學的視野中，來發(fā)掘儒家倫理中注重道德情感的面向。儒家的修養(yǎng)功夫論也得到重視，并有了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契機。關于“親親互隱”問題的爭論已有十多年，前后可分為三階段，焦點問題有親情是否只是血緣私情而無超越的根源、中西容隱制的理論基礎、出土文獻引起的文本新詮釋。

 

　　與民間國學熱呼應的是學院派經學熱，近年的經學研究在經典注疏與闡釋，經學家思想，經學史，經學與子學、史學、文學之間的交叉研究，經學的現代化、經學學科的定位、經學方法論等多個方面都有深入探討。經學史的研究在時間上主要以唐、宋、明、清為主，經典則以《易》《禮》《春秋》《四書》為主；在學科定位方面，當經學在現代遭遇到價值與學理的兩重挑戰(zhàn)時，學者們比較贊同以大經學的綜合或一元統(tǒng)合的研究范式來彌補現代學科劃分的不足，同時培養(yǎng)文史哲兼通、訓詁與義理、辭章與考據兼?zhèn)涞木C合性人才；反對完全對象化的研究態(tài)度，支持經典詮釋的立場和挖掘傳統(tǒng)文化的普遍性價值。總體來說，當前經學研究的獨立性慢慢凸顯，這體現在研究范式、所注重的文本、人才培養(yǎng)理念與研究隊伍等多個方面。

 

　　自20世紀90年代出現道家與道教研究熱以來，這方面的系統(tǒng)研究逐步展開，近十幾年又有了新進展。就研究視角而言，有生態(tài)、科技、女性觀、民俗學、倫理學等。人物研究以莊子居多；道教教派研究以全真教為熱點；地方性道家史研究也得到長足發(fā)展。當然，道教研究今后還需在宗教比較、道教義理等方面加強。此外，由于近20年來新出土文獻的不斷問世，如郭店楚簡、北大漢簡，許多文本得到準確注疏與重新詮釋，尤其是《老子》與黃老學派。今后，新出土文獻仍將繼續(xù)對道家哲學及整個中國哲學文本的新詮釋發(fā)揮作用。

 

　　佛教研究涉及其倫理、美學、生態(tài)等哲學思想之發(fā)掘，戒律或制度文化、佛教地理學或地域性佛學、宗派互動與比較研究、社會影響、僧尼群體、佛教傳播史等方面的考察。而隨著學者們對印度原始語言的掌握，原始佛教經典與學派及經典譯注問題的研究亦逐漸增多。漢傳佛教中的禪宗與凈土宗不斷有新著出版，藏傳佛教的研究則熱度不減。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儒釋道，乃是一種超人類中心主義的深層生態(tài)學，學者們對傳統(tǒng)哲學中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的探討包括：本體論基礎、生態(tài)理念、生態(tài)規(guī)范、生態(tài)美德、法令習俗、生態(tài)美學、知識科技反思等。

 

　　中國哲學史當然應當包括少數民族的哲學史。我國少數民族的哲學自覺，現已在各方面得到了彰顯。由各少數民族成員自己書寫的各少數民族的哲學史著作值得稱道，少數民族哲學研究進入到了自覺的反思與總結的階段。我們相信，將有更多的以新的研究視域與詮釋方法進行研究的個案與通論性的各民族哲學史的論著發(fā)表、出版，特別是對相關資料的系統(tǒng)整理。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海內外互動不斷增強，比較哲學亦比較熱門。在哲學系統(tǒng)的新建構方面，有“新道家”“新仁學”“中國解釋學”“和合學”“情感儒學”“生命儒學”等，它們都是以中國哲學為基礎來建構哲學系統(tǒng)的。

 

　　承前啟后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的研究，朝著全面認知與體驗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方向發(fā)展，表現出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與主體性具體建構的特征，無論是在傳統(tǒng)哲學的普遍性價值之現代化發(fā)掘方面——如傳統(tǒng)哲學中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傳統(tǒng)政治哲學中的瑰寶及其人性基礎，還是在中西哲學比較與互釋、哲學系統(tǒng)的新建構方面，無不如此。而民間國學熱與經學研究的興起則更是表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活”的。

 

　　40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日益融通。中國文化及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不斷中國化的文化土壤。諸子百家、儒釋道、宋明理學等思想資源與馬克思主義日益融通。

 

　　文化自信，包含著中國哲學的自信。禮樂文明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天人互動，理想與現實貫通，人生意境的追求，普遍和諧的智慧已超越了國界，可以貢獻給全人類。中國哲學關于天、地、人、物、我之間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之道，為人類自然生態(tài)平衡和世界不同文明及其倫理的對話交流提供了智慧，也是現代人養(yǎng)育社會公德及健康的心性情才的重要思想資源。

 

　　中國哲學對世界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將作出更大的貢獻。這要求我們自覺自識，努力挖掘中華民族原創(chuàng)性的智慧與方法，并予以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作者：郭齊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2018年12月10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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