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與詩歌并不是沒有距離的，更不能將二者等量齊觀。否則，就會使散文失去本性，自覺或不自覺地被異化了。事實上，散文在不斷獲得詩歌助益的同時，也有逐漸被詩歌侵蝕的傾向，致使散文出現(xiàn)情感的失真乃至于虛假。在將詩性加入散文時，重要的是詩性智慧，而不是詩性的夸張；重要的是掌握一個度，而不能簡單地將散文當“詩”來寫。

　　近現(xiàn)代以來，文學的獨立性得以加強，而以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為代表的文學四分法亦得以確立。這是學科意義上的成熟標志，也有助于不同文體保持各自的本性。不過，由于各種原因，四大文體的關(guān)系及距離一直是個難解之謎，這直接影響其獨立發(fā)展和文學定位。散文與詩歌的關(guān)系也是如此。散文到底應(yīng)在多大程度和多少距離之內(nèi)接受、吸收詩歌，從而獲得中國的詩性智慧，這是一個重要也是需要做出深入思考的問題。

　　中國是偉大的詩國，也是文章大國，因此自古就有詩文相通的傳統(tǒng)。以散文論，它一直離不開詩歌的影響與滲透，因而時時發(fā)出詩性智慧的光芒。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就有詩的流光溢彩，像“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等，都是詩意濃郁的寫照，一下子把文章點燃了。王勃的《滕王閣序》中多有詩意，像“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詩，而文末以詩壓尾，其詩曰：“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云，朱簾暮卷西山雨。閑云潭影日悠悠，物轉(zhuǎn)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有點評稱：“序詞藻麗，詩意淡遠，非是詩不能稱是序。”在王勃此文中，詩意與文心達到了高妙的契合，其核心點是“淡遠”二字。

　　即使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也透出詩意的光澤，這在詩的引證以及敘述的詩意靈光中都有體現(xiàn)。如在《明詩第六》中開篇即說：“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圣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雖是文之敘述，但詩意與靈機躍動流淌，如一條歡快的詩的溪流。

　　“五四”以來，散文雖從其他文體中分化出來，其獨立性亦越來越強，然而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散文一直沒有離開“詩歌”，有的甚至有著相當強的詩歌滲透性。這在魯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詩意如閃電般一下子照亮了魯迅散文的大地和天空，使其散文有著別樣的風采與靈心。朱自清的《綠》、楊朔的《雪浪花》、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張曉風的《米泉》、周濤的《陽光容器》、楚楚的《簫》等都是以詩意擅長的佳作。

　　近些年將散文中加入更多詩意成為一種風尚，有的作家做得相當出色，比較典型的是鮑爾吉·原野。他用詩的靈光和智慧點燃與照亮了散文之路，而且進入到自然從容的敘述之中，為散文的詩性智慧打開了通道。作者在《針》中這樣寫道：“像母親領(lǐng)著孩子的手，針帶著線穿過厚厚的棉花。”“針在家里是最小的什物，因此母親藏針的時候最為仔細，不是珍貴，而是它太容易丟失了。這一枚光滑尖銳的利器，并無兵刃的悍意。它在刀剪的家族里，也是一個女人，身后總帶著牽掛。那些綿綿的白線，被它縫在被子，包括膝蓋的補丁上，像一串潔白的、小小的足印。在家的王國里，針線與棉花布匹生活在一起，一起述說關(guān)于夜、體溫和火爐的話語。這些話被水洗過，被陽光曬過。陽光和水的語言被遠行的孩子帶到了異鄉(xiāng)。”詩意攜帶著深情厚誼注入散文，仿佛將牛奶倒入咖啡的色澤里一樣美好。還有許俊文與傅菲的散文也因詩性而閃亮。杜懷超的《蒼耳》是寫植物的，但詩意如燈如光，照亮了整體文章的天地。他說：“一株植物就是人類的一盞燈，一盞充滿神秘與未知的燈，我們都在這些光亮里存活。”可以說，由于詩歌尤其是詩性智慧的加入，散文走出了平面與刻板，有了靈光與深度，也獲得了新的解放與開放。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散文與詩歌并不是沒有距離的，更不能將二者等量齊觀。否則，就會使散文失去本性，自覺或不自覺地被異化了。事實上，散文在不斷獲得詩歌助益的同時，也有逐漸被詩歌侵蝕的傾向，致使散文出現(xiàn)情感的失真乃至于虛假。

　　最典型的例子是楊朔散文中的詩性，他曾在《東風第一枝·小跋》中自豪地說：“我喜歡寫散文。常覺得，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詩。”“我在寫每篇文章時，總是拿著當詩一樣寫，常常在尋找詩的意境。”這條經(jīng)驗常被學界從正面理解楊朔散文的長處和創(chuàng)作秘訣。從詩歌與散文的聯(lián)姻來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從散文與詩歌應(yīng)保持各自的本性角度看，這樣的理論和方法又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將散文當詩寫”極容易將詩的夸張、炫情與無節(jié)制帶進來，從而造成散文情感的矯揉造作與文風的不自然，因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平淡，是絢爛之極后的歸于平淡。余光中散文也有這方面的不足，由于過多加入“詩意”，致使散文的自然、平淡、超然受到傷害。在《蓮戀蓮》中，余光中有這樣的詩意描述：“蓮是神的一千只臂，自池底的腴泥中升起，向我招手。一座蓮池藏多少復(fù)瓣的謎？風自南來，掀多少頁古典主義？蓮在現(xiàn)代，蓮在唐代，蓮在江南，蓮在大貝湖畔。蓮在大貝湖等了我好幾番夏天，還沒有等老。”這樣的詩意過于夸張不實，從而造成情感的失真，也導致散文的虛浮輕飄。因此，在將詩性加入散文時，重要的是詩性智慧，而不是詩性的夸張；重要的是掌握一個度，而不能簡單地將散文當“詩”來寫。這是包括散文與詩歌在內(nèi)的跨文體寫作應(yīng)該格外加以注意的。

　　在用中國詩性智慧進行散文寫作過程中，還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區(qū)分：一是“散文詩”與“詩的散文”。這兩個概念很容易混淆，所以不少人將魯迅的《野草》籠統(tǒng)地說成是散文詩。其實，“散文詩”是具有散文性質(zhì)的詩歌，而“詩的散文”是帶有詩意的散文。“散文詩”是分行的詩，“詩的散文”是不分行的散文。如《野草》中不少作品是散文詩，但像《雪》這樣的作品就是“詩的散文”，而不是散文詩。同樣，在冰心的一些短章中，有的是小詩，有的則是不分行的“詩的散文”。只有分清這兩個概念，才能避免將“散文”和“詩歌”不加區(qū)分混為一談。二是對詩化散文、詩性散文、詩意散文等不同提法進行辨析。長期以來，對于受到詩歌影響的散文，研究者一般不加區(qū)分，從而形成不同的提法和認識。不少人認為，在散文創(chuàng)作中，詩意越濃烈越好，越能代表散文的中國智慧，其實這樣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散文可以富有詩意，也可以強調(diào)詩性和詩化，但要避免不加節(jié)制尤其是不要以詩歌代替散文，要讓散文充滿詩性智慧與散淡的詩意，以避免散文失去本性。

　　總之，散文與詩歌完全可以相互借力，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進行交叉和重疊，以便可以相得益彰。從散文方面來說，將詩性智慧注入就會令其插上飛翔的翅膀，實現(xiàn)真正的超越性意向。不過，“散文”與“詩歌”不是沒有距離和邊界的，散文在向詩歌借鑒時，切不可過于隨意，尤其不能簡單地將“散文”當詩來寫，簡單地將散文進行“詩化”。這里的關(guān)鍵問題是，散文要學會從中國傳統(tǒng)中獲得“詩性智慧”，一種有張有弛、有節(jié)有度，更有融通創(chuàng)造的理論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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