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重鎮(zhèn)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敦煌的交通算不上發(fā)達，但這并非古代的狀況。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一塊地處沙漠戈壁中的小綠洲。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在這里活動。漢武帝時期，出于抗擊匈奴的需要，派遣張騫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兩次出使西域，使中國與歐亞大陸之間的交通全線打通。

        拿漢代的中西交通為例：由敦煌向東，穿越河西走廊可到達中原長安和洛陽；由敦煌向西南，出陽關南行，或由敦煌向西北，出玉門關北行，是絲綢之路新疆段的南北兩條經典線路，翻過帕米爾高原，經過中亞，向南可到南亞古印度，向西可到古代波斯，繼續(xù)西行可到地中海東岸，入地中海西行到古希臘羅馬，入地中海南行可到北非古埃及。到了隋代又增加了一條道路，即越過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的草原絲綢之路，也可到地中海的東岸。因此，敦煌成為漢唐時期“絲綢之路”上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在13世紀古代海運暢通之前，陸上通道是中國與西方交通的主要通道，敦煌也就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處于重要的戰(zhàn)略位置。

        關于“敦煌”這個名稱含義的由來，目前人們的認識還不一致。漢文“敦煌”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大宛列傳》所記載的張騫自西域歸來后給漢武帝的報告，東漢的應劭最早對這個名稱加以解釋，認為“敦，大也；煌，盛也”。但“敦煌”這個漢語名詞在敦煌設郡之前就已經出現，所以應劭等人的解釋難免是望文生義的附會之說。近年來學者多認為“敦煌”是建郡之前居住在當地少數民族對于本地區(qū)的稱謂，但譯自何種語言在東漢時就已失考。

        敦煌建郡之后，呈現出一片繁盛的景象。敦煌東部61公里處的懸泉置遺址便能說明這種在政治外交上，中原和西域使者往來不絕的情形。懸泉置是一個郵政所兼驛站、接待站。這里出土的西漢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以后的簡牘表明，敦煌曾接待過來往于漢王朝和西域之間的大月氏、康居、大宛(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龜茲、于闐、罽賓(今克什米爾)等29國使節(jié)。

        敦煌關鍵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古代中西貿易的中轉站，西域胡商與中原漢商通行于“絲綢之路”上。比如，在莫高窟第296窟的壁畫中便描繪了中外商人。一些西域客商長期住在敦煌一帶。本世紀初，敦煌長城出土了一封公元4世紀的粟特文書信。它是在此經商的粟特商人寫給他在中亞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的主人和親屬的，信上說：中國的洛陽被匈奴人燒了，我們現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帶經商。又如藏經洞出土的公元8世紀《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了敦煌以西“興胡泊”的地名，即胡商聚居之地。藏經洞的寺院賬目中登記了高檔織物、金銀器、寶石、香料、珍稀藥材等許多西方來的舶來品。這些西方物品都是西域胡商通過絲綢之路帶來的商品。另外，莫高窟北區(qū)石窟發(fā)現了當時流通的公元5世紀波斯銀幣。

        南朝人劉召在注解《后漢書》時，引用《耆舊志》形容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也。”由此也可見敦煌作為邊陲重鎮(zhèn)在商業(yè)交往和文化交融上的盛景。

        營建莫高窟

        在莫高窟第332窟發(fā)現的唐代《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記述了莫高窟始建的緣由：“(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門樂僔”，“嘗杖錫林野，行止此(鳴沙)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樂僔和尚被這種奇異的景色感動了，認為這里是圣地，所以就在莫高窟“造窟一龕”。

        從公元366年開始，開鑿石窟的工程一直持續(xù)了1000多年。明朝朱元璋開始修建嘉峪關，經過近170年的修筑，直到公元1539年嘉峪關建成。此后，因敦煌在嘉峪關外，莫高窟洞窟的主人們和敦煌當地居民搬進了關內，莫高窟從此開始陷入沉寂和無人管理的狀態(tài)。1000多年的修建造就了輝煌燦爛的敦煌石窟藝術。經過統(tǒng)計，莫高窟現存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壁畫，2000多身彩塑。它位于距離今天敦煌市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坐西朝東，南北長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錯落、鱗次櫛比，上下最多有5層。

        為什么莫高窟有如此高的研究價值？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保存有10個世紀都不間斷的美術作品。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來到敦煌臨摹壁畫，1944年在成都舉辦敦煌壁畫臨摹展的序言中，他寫道：“大千流連畫選，傾慕古人，自宋元以來真跡，其播于人間者，嘗窺見其什九矣。欲求所謂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為誕妄。獨石室畫壁，簡籍所不在，往哲所未聞，千堵丹青，遁光莫曜，靈蹤既閟，頹波愈騰，盛衰之理，吁乎極矣！”世間流傳的畫作，宋元時代較多，張大千自認為基本都看遍了。隋唐以前的繪畫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張大千發(fā)現它唯獨保留在敦煌石窟中。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莫高窟藏經洞中保存的一批珍貴文物。藏經洞是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一間密室，當年王道士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fā)現了它，里面保存有公元5世紀至公元11世紀初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余件。此后藏經洞經過外國探險家和盜寶者的劫掠，不少文物現在都藏于海外。英國和法國已經將這批文獻數字化后公開。這些文物被譽為是“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和“古代學術海洋”。這里面約90%的文物都是佛教文獻。不少是藏外佚經(即《大藏經》中未收佛經)，不僅可補宋代以來各版大藏經的不足，還為佛教經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門徑。敦煌文獻除漢文典籍外還有梵文、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突厥文、希伯來文等非漢文典籍。

        1987年，敦煌莫高窟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遴選標準共有六條，只要符合其中一條，便可以被批準入選世界文化遺產，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條標準。目前，世界上符合全部六條標準的世界文化遺產只有兩處，一處是威尼斯，還有一處便是莫高窟。

        中西文化交流成就敦煌文化

        【印度文化】

        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敦煌成為接觸西方不同文明的前沿之地。

        包括敦煌石窟在內的中國北方石窟群，大多受到南亞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對莫高窟影響最大的外來文化是古印度的佛教藝術。

        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4年，古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地區(qū)(現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qū))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產生了衣服襞褶厚重，強調表情沉重內省的犍陀羅風格的佛像和菩薩像。隨即在印度北部雕刻藝術中心馬圖拉，出現衣服貼身，強調體格健壯，有肉體裸露感的馬圖拉風格的佛像雕刻藝術。莫高窟隋唐以前的洞窟造像受到了犍陀羅風格和馬圖拉風格的深厚影響。

        公元320年-600年是印度美術史中的笈多時代，創(chuàng)造了印度本土化的表情單純靜穆，薄紗透體的“濕衣佛像”為特征的笈多佛教造像藝術。這種佛像的特點之一就是佛像身穿通肩式薄衣，衣紋是一道道平行的U字形細線，具有流水般波動的韻律感。薄衣緊貼身體，像被水浸濕了一樣半透明，隱約凸現出全身的輪廓。莫高窟隋、唐前期的洞窟受到了笈多式風格的較深影響。

        公元8-12世紀印度東北部的波羅王朝時期出現了印度密教藝術風格。從8世紀下葉到13世紀上葉，在莫高窟中唐、晚唐、五代、宋、西夏時期的洞窟壁畫也繪畫了這種呈現波羅藝術風格的菩薩像。它的特點是多取不同姿態(tài)的坐姿，頭光呈橢圓形，面相秀美，頭戴寶冠，發(fā)髻高聳，曲發(fā)披肩，寬肩細腰，裸露的上身斜披天衣，下著重裙和緊身透體的華麗長褲，雙耳、頸項、上臂、手腕、腳踝均戴華麗的環(huán)飾，描繪細膩。

        另外，莫高窟隋唐以前的石窟形制也受到了印度石窟形制的影響。莫高窟北朝的中心塔柱窟的形制借鑒了印度支提窟，把覆缽形佛塔改造為中國樓閣式方形佛塔，把穹窿頂前部改成了人字披頂，后部改成了平頂，人字披頂是中國木結構房屋最具特色的形式。莫高窟的禪窟，是在洞窟內主室兩側壁對稱地鑿出供僧人坐禪的小型洞窟，也是受印度毗訶羅窟影響。

        除了佛教藝術的影響外，還有印度教藝術的影響。畫在公元538年—539年建造的莫高窟西魏第285窟正壁正龕兩側的摩醯首羅天、毗色紐天，他們原來是印度教的主神濕婆和毗濕奴，這里被佛教吸收為護法神。

        【波斯文化】

        敦煌莫高窟中也有來自西亞古代波斯文化的影響。

        從漢代一直到明代，中原王朝和波斯都有往來。

        在西漢時期，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波斯帝國正處于安息王朝統(tǒng)治時期。安息派了使者給漢朝皇帝進獻了禮物。到了東漢，安息有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到洛陽翻譯佛經。莫高窟的壁畫中就描繪了和安世高相關的傳說。比如晚唐第9窟、五代第108窟和北宋第454窟甬道頂部繪有安世高赴江南途中所見的異事。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波斯間的來往頻繁?！段簳酚涊d，波斯使臣來中國交聘達數十次。西魏時，朝廷派遣張道義率團出使波斯。公元651年，波斯的薩珊王朝被大食滅亡后，薩珊王朝國王的兒子卑路斯曾逃到中國唐朝避難，請求唐高宗救援。唐朝護送他返回波斯東部的錫斯坦一帶(今屬阿富汗)，并于公元661年為他建立了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

        這些不間斷的交流活動都為莫高窟留下了諸多波斯因素。比如，西魏第285窟的“五百強盜成佛”的故事畫。繪畫了官兵所騎的戰(zhàn)馬全身披掛裝備齊全的馬鎧，從保護馬頭的“面簾”，到保護馬后部尻部的“寄生”一應俱全。這種保護戰(zhàn)馬的防護裝備被認為源自波斯。又如隋代第420窟彩塑菩薩像的衣裙上繪滿了環(huán)形聯珠狩獵紋樣，每一枚紋樣的中心都畫有武士騎象舉棒形武器打虎的圖案。《舊唐書·西戎傳》中說波斯國“其國乘象而戰(zhàn)，每一象，戰(zhàn)士百人”，可見它是來自波斯的裝飾圖案紋樣。

        【中亞文化】

        在敦煌莫高窟還能見到來自中亞的文化。如初唐第220窟《東方藥師經變》畫有中亞康國女子在小圓毯上表演快速旋轉的胡旋舞，舞者兩側有打擊、吹奏、彈撥樂器組成的伴奏樂隊。

        文化傳播是很復雜的過程，傳播途中經過了若干次吸收和變化。敦煌壁畫從公元6世紀到13世紀都繪有豐富的日天圖像，比如西魏第285窟的日天坐在兩兩相背而行的駟馬車上。還有中唐第144窟畫的日天，騎在呈正面姿態(tài)的馬背上。這些形象里有印度和中亞的影響，又有希臘和波斯藝術的元素。公元6世紀畫在莫高窟第285窟的日天及其所乘坐的駟馬車是綜合了印度太陽神蘇利耶、深受波斯文化影響的中亞太陽神密特拉和希臘太陽神阿波羅圖像的影響。另外一個例子是莫高窟一些經變畫中經常出現人頭鳥身彈奏琵琶的伽陵頻伽(又叫妙音鳥)的形象，它最早的原型可能追溯到希臘神話中的海妖塞壬。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間對話、相互影響的結晶。沒有外來文明的滋養(yǎng)，不可能形成這樣豐富絢爛的洞窟藝術。